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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系列一《儒商》

作者:婺源旅游网 发布时间:2017-07-06

胡适先生说:我是徽州人。先生在他的《四十自述》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: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“府”;治下有六个“县”。我家世居的绩溪县,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。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;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;祁门之南是婺源县。婺源是朱子的家乡。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;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。
 
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,至今古貌依旧,溪水潺潺,树影婆娑。
 
“万山不许一溪奔,拦得溪声日夜喧;到得前头山脚尽,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
 
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,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。
 
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,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。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,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。“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,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。”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,用的是绩溪家乡话。他还特别指出,徽州故里生活是他“个人的文化背景”。那么,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,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?胡适先生所言“个人的文化背景”又是怎样的呢?
 
1895年,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,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,这一住就是九年。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“小上海”。十里杨林镇,五里后岸街,商铺林立,车水马龙。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,有的已是赫赫有名。汪立政去了上海,创办“汪裕泰茶庄”,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,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。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。
 
九年的家乡生活,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。1933年11月15日,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,提出了自己的观点: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,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“大绩溪”。若无那“大绩溪”,小绩溪早已饿死,早已不成局面。新志应列“大绩溪”一门,由各都画出路线,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。
 
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。胡适先生曾经说过:
 
徽州地区全是山地,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。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,最后注入钱塘江。因为山地十分贫瘠,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。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。不足的粮食,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。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,在此情况下,为着生存,就只有脱离农村,到城市里去经商。因而几千年来,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。
 
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:徽商与晋商,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,种地无以生存,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:经商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
 
徽商就是徽州商人,是地域的商人,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,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,不是一个群体。到了宋代的时候,比较发达起来了,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,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,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,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,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……
 
南宋的时候,朝廷迁都临安,也就是今天的杭州,政治、经济中心的南移,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。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,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、笔墨、宣纸、木材而“行买四方”。
 
作为一个商人集团,徽州商帮的形成,大致在明代成化、弘治年间。从这一时期开始,“徽”和“商”或者“徽”和“贾”两个字相联成词,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
 
有一个显宦,就是很显赫的官僚,退休以后,回到松江,就是上海附近。有一个老人,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,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,跑到他家里面,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,对他表示尊敬。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,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,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,就讲什么话呢?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,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,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,感激啊,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。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,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。
 
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,《云间杂识》的记载,说明在明成化年间,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,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。
 
“徽俗十三在邑,十七在天下”,明嘉靖以后,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,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,活跃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乃至日本、暹罗、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。所谓“两淮八总商,邑人恒占其四”,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。此外,徽商在茶业、木业、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。康熙、乾隆年间,沿江地域流传着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谚语,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、从贾人数之众、活动区域之广、经营行业之多、经营能力之强,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,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
 
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,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,在北方就是晋商,南方就是徽商,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,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,是有很多原因的,但其中根本的原因,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。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,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,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,第二个呢就是资金,得有钱,第三个就是资本,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,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,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?市场,重视资金,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,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。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,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,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。徽州商帮,也就是徽商,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,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。
 
徽商能迅速崛起,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。
 
徽州是个移民社会,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。从地理形态看,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“桃花源里人家”。历史上,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。一是两晋“永嘉之乱”之际,二是唐末五代时,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,“靖康之乱”,金兵南侵,大批士族涌入徽州。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,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,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。
 
移民文化传统里的开放、冒险精神,沉淀在徽州人的血脉里。随着治乱的交替,徽州进退、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、求生计的人,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、成熟,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,徽商孕育而出。
 
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,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流下了足迹。理学大师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。因为“程朱阙里”,徽州人读朱子之书,取朱子之教,秉朱子之礼,以邹鲁之风自待。良好的文化氛围,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
 
经商的人,如果说他有“儒”的成分的话,主要受当地朱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。另外从儒的整个发展来看,从二程开始,二程实际上架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,其实到后来的,像张载、范仲淹,一直到朱熹这个阶段……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,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呢,就是把宋明理学应用起来,具体化,这个思想对于当时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,或者江南地区,主要活动地区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团而言,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
 
明中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,这个思潮里面强调私欲,就是物质的欲望,个人的欲望,天理不能抹杀私欲,私欲是合理的,进而提出工商皆本,对工商业人赞扬……这些思想,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,强调实学实用,强调自身,发展生产,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,这是互相呼应的。
 
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,他在家乡建的房子,至今仍然保留着。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,“务本堂”三字赫然醒目。在徽州,号称“务本堂”、“敦本堂”的地方并不少见,但是,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“务本堂”三个字。史料记载,乾隆年间,扬州设立“务本堂”,作为徽州盐商办公、聚会之场所。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,在异域他乡出现“务本堂”这样的名称,的确耐人寻味。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。黟县西递村的一幅对联为“读书好,营商好,效好便好;创业难,守成难,知难不难。”而在清代小说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二回中记载,扬州河下老街,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,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:“读书好,耕田好,学好便好;创业难,守成难,知难不难。”
 
两幅对联均为二十字,只有三个字不同,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,强调的是读书、耕田、营商。“耕田”是“务本”,“营商”实际上也是“务本”或“敦本”。或许,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“务本”二字的一个注脚。
 
〖采访内容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
 
徽商里面,在明后期进步思想是有反映的,比如说关于本末观,本是什么,农业为本了,工商为末,重本轻末,重本抑末,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。重视农业,压抑工商业,这是传统的思想。到明中后期有人提出,工商也是本业,也支持,也应该发展,这个思想徽州有反映。徽州万历年间的《歙志》提到“昔者末富,今者本富”,过去把商业叫做末,今天的商业只是本,是本业,过去末业已经变成本业了,还有他讲“末富者多,本富者少”,讲当时的徽州地区的情况,也就是说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,它是经过一个思想解放过程,如果本末观不发生变化,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经商。
 
明清时期的徽州,是一个“以贾代耕”、商人足迹“几遍宇内”的经济活跃之区;同时,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,“虽十户之家,亦有诵读”的文风昌盛之地。因此,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“贾而好儒”。
 
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“贾而好儒”为“古者右儒而左贾,吾郡或右贾而左儒”,并将此归结为“左儒右贾”。
 
徽商中间,以“业儒”出身者居多,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,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考察一下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力的消长情况,更能说明问题。在明代,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。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,在两淮盐业中,山西商帮每况愈下,徽商却迅猛发展。究其原因,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。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:“山右积习,重利之念甚于重名,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,至中材以下,方使之读书应试。”可见,在晋商故里山西,其做法与徽商截然相反,他们将子弟中的俊秀者用于经商,这无疑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,又怎能与那些商贾结合而“练达明敏”的徽商相比呢!
 
“多才善贾”,历来如此。
 
春天的时候,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,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。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,四周围一片寂静。
 
戴震出生在清中叶,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。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,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,仅可糊口而已。为了生存,18岁的戴震,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。为此,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“经历险阻,跋涉山川,靡费金钱,牺牲时日”的滋味。在终日奔波中,戴震辗转京、晋、淮扬,讲学、应考,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。在这段时期,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,像程瑶田、汪梧凤、程晋芳等,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,戴震与他们为友,熟知他们的情况,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。
 
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,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,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。 “吾郡少平原旷野,依山而居,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,虽为贾者,咸近士风。”“虽为贾者,咸近士风”,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特点。
 
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,胡适是崇敬有加,生前几本《水经注》不离身,到逝前还在弄《水经注》学术公案。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,蛰居台湾,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。晚年的胡适,他常常念叨念叨“徽州婺源县”的朱子,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。
 
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,一边卖茶叶,一边卖火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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